其中一位仰慕者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、馆长单继贤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，《我知道》平装本出版后大获成功，国务院曾给他指示，要他学习台北的经验。随后，他前往台北去解开这个谜团。
在这期间，他掌握了销售的基本原理，也看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美好前景。他首先尝试制作胶带，这不需要精湛的工艺，却能让人赏心悦目。博物馆的美学元素融入到了织带的设计中，完美契合了消费者对于文化遗产启发下的产品的期待。
销量明显高于之前的产品，但未能引起文化意识强的消费者的共鸣。但由于这些创意商品单价较低，截至当年年底，该馆仅靠销售这些商品赚取1.5亿元人民币（约合2140万美元），而台北 美国电报筛选 市立美术馆则靠销售价值9亿元新台币（约合2980万美元）的商品赚取了可观的利润。
无论如何，这次营销活动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粉丝群，年轻的消费者不像传统收藏家那样喜欢中国古董、书画作品，但他们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，他们热爱书写艺术，并对设计精美的产品感兴趣。在这个市场中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显然，答案在于视角的改变，这一点单继贤很清楚。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他借鉴了台北的另一个想法：开展一项名为“故宫锦标赛”的创意设计大赛。力图达到三个效果：一是赢得人心；其次，改变博物馆在观众心目中宏伟壮观，但无法与现代观众互动的刻板印象；第三，这也是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目标，就是产生能够反映时代和大众真实需求的创意。智慧并非来源于抽象的观念，而是来源于人们的审美体验。只有当这些体验体现在创意产品中时，人们才会愿意购买，并将博物馆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